王庸：历史地图学的开拓者
吴令华每读与历史有关的书，辄喜查阅历史地图，衷心敬佩各位历史地理学家，使那些年代久远的纷乱的史事，有了方位，得以明晰。同时，我还总会想起父执王庸（以中，1900－1956）先生，他应该是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位奠基人。
父亲吴其昌在清华研究院新结识的同学诸友中，“欲以兄事之”的有二人，一是刘盼遂，又一即是王庸。此前，父亲出自太仓唐文治门下，而王庸是丹徒柳诒徵的高足。父亲早就看过王庸的一些论文，心仪已久，油然生从君游之念，虽曾同在无锡，未得谋面，甚以为憾。1925年，两人同以高分考入清华研究院。父亲一见王庸，“执君（王庸）手仰天狂笑。君亦雅许余，若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者。”可谓相见恨晚。当年父亲的“狂生”气质在同学中是有名的，而青年王庸也是宽博宏雅，潇洒脱略，隐然有魏晋文人的风度。课余，他们和刘盼遂等一同徜徉于圆明园官道景褔门前，残阳欲下，秋飔初起，白石横卧，古柏夭斜，抚废园之遗存，感时代之兴替，于是，“盼遂歌禾黍之什，以中颂芜城之赋”，父亲唱了什么，他自己没有记。两年后，父亲和同学刘节还有词相唱和，怀念此情此景。
而最令父亲及其他同学敬佩的是王庸的修养深厚。父亲性易冲动，好辩，辩不胜不休，忤人不少；而王庸“与人语，从未见有忤者，……至以圣人目之。”故父亲决心以王为榜样，稍自约束。关于王庸的风骨，谢国桢也深有体会：他晚年的《记清华四同学》中，突出表记了王的品格：“君为人外圆而内方，与人浑浑然不见圭角，而赋性耿介，愤世嫉俗，持之以正，廉洁自守，敢与恶势力作斗争。未尝面责人过，微言温穆，而使人自觉改正。”
王庸早年研究陆九渊、王阳明之学，入清华后，又致力于西北地理、中西交通地理，著有《经济地理原理》。一年毕业，即任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助教，复从李济之先生治考古学。所以，在《清华学校同学录》中，他一人独据两处，既是助教，又是同学。这时，我父亦从研究宋代文化学术史的角度，撰写了《宋三京图考》及《宋之地理学史》。
两年后，王庸南下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书。1931年7月复北上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舆图部主任。是时北平图书馆人才济济，学术空气甚浓，王重民、刘节、向达、赵万里、贺昌群、谢国桢等都在此治学，尔后皆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地学论著图籍之丰富，为全国第一。作为舆图部主任，王庸全部翻检一过，与同人一一编出目录索引摘要。沾溉学人，功莫大焉。他的《中国地理学史》，即撰成于此时，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地理学史的专著，迄今仍是研究中国地理学的必要参考书。
1936年夏，有老同学张其昀在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王遂离北京，到了浙江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又辗转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战后，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王庸一改温文穆雅的风度，转为愤世嫉俗，面对黑暗，不再深藏圭角，而是奋起抗争。据谢国桢言：王时执教于暨南大学，因参加“反饥饿游行”被恶徒打伤手臂，反被解聘；旋任教无锡江南大学，又率领员工索薪而被迫离职。大陆解放，举国欢腾，斯人独憔悴，1950年他任职于南京图书馆，1954年经郑振铎和竺可桢推荐，方调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舆图组组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他给谢国桢的信中说：“余离春明十八年今始返首都，亦犹王宝钏居寒窑十八年始离武家坡也。”闻之心酸。但好景不长，1956年3月王庸便以心脏病猝发逝世，年仅五十六岁。我恍惚记得幼时听父母亲聊天，说以中身体结棍（结实），健步，善啖，尤爱吃我母做的“紮肉（一种硖石做法的红烧肉）”，必能长寿云云。童蒙无知，不知“以中”其人，及读谢国桢文，方对上号。因思若非当年环境恶劣，生活困顿，伤害了身体，他应该是能享高寿的。
王庸的主要学术著作，除《中国地理学史》外，还有《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和《中国地图史纲》，都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史纲》是两部最重要的代表作。由于我国过去学者对地理学史这一科学向来不够重视，非但不会有全面而系统的专著，就是单篇论文也很少；因此作者动手撰述这两部书时，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他采撷的绝无仅有，书中的材料和论点，基本上都是作者直接从原始材料中钩稽整理出来的；换言之，两部书对于中国地理学史这一科学而言，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若天假以年，他对学术的贡献将更伟大。 话说我也是很喜欢看历史地图的
当年捧着地图看三国
那个
佩服一下 同上: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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