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时尚先生》年度广告巨献
08《时尚先生》年度广告巨献《时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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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的荒漠中挖掘出美艳的女人；北方农庄里为村民定制高级时装；一辆敞蓬跑车开进70年代的中国家庭；世俗的美艳考验着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一个又一个的创意气泡，连接成我们对时尚的态度和理解，也呈现出一本杂志的气质和理想，带领人们寻找时尚神秘绚烂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条超越现实的隧道，一次时空轮换后的奇遇，这是《时尚先生》年度广告巨献。
几百年来，无论人们身在何处，总是在谈论着时尚的话题。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时尚。作为一本高端时尚媒体，作为中国男性时尚杂志的领导者，怎样清楚地表达自身对时尚的观点和认知，则是一件重要的事。时尚既受真理影响，又被疯狂左右，它到底包含着哪些深不可测的事物，又蕴藏着何种不能言说的魔力，我们充满探究的好奇。
用视觉的方式输出《时尚先生》杂志的时尚价值观，是这次年度广告大片的创作起点。“这更符合时尚的表达方式，”视觉总监马骥说。他与摄影师时晓凡，主编王锋磨合了很长时间，不断丰富创意，制订了这次广告大片最终的拍摄策划方案。
随后，几乎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搭建了一个包括造型师、服装师、制片人等10多人组成的拍摄团队。前后制作近一个月，读者终于看到这组广告照片。我们邀集广告片的视觉总监马骥和摄影师时晓凡，以及为此次拍摄提供支持的泰戈服饰，看看他们对于时尚有怎样的见解。
彭扬：杂志以这种魔幻形式自拍系列广告，在期刊的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会有人好奇，这次制作的契机是什么？
马骥：主编先有了为杂志自己拍摄一组广告大片的想法，并且希望在立意上超凡脱俗，不同凡响。他找到我。一开始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广告摄影大片跟一般的杂志服装摄影大片有很大的不同：广告摄影必须个明确的idea作为支撑。为此我跟摄影师参考了很多国外成功的时尚广告摄影的范本，并在自己的“视觉记忆”中里仔细搜寻，最终确定了拍摄方案。
时晓凡：是这样，我们一起构思了一些最基本的创意,最后选择了有执行可能的几个创意并且合作了很好的相关资源才完成了这组广告照片。
彭扬：既然广告创意是广告摄影的灵魂，那么有没有哪些作品给予了你们丰富的灵感，这种拍摄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马骥：主编提出这个想法的起点是贝纳通品牌成功的系列广告，他们通过饥饿、战争和爱滋病等跟时尚完全没有关系的社会问题，来呈现时尚的外延，他就说，在人们对时尚的理解依然局限在物质和潮流的现代语境下，我们能不能用一些让人意外却又贴切的崭新意象来阐释时尚，让时尚不再只是一种标识，而呈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灵。
彭扬：怎样把对于时尚的理念不落俗套的融合进广告摄影的技术问题中，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马骥：摄影师平时和我聊天时有很多从视觉出发的奇思妙想，我要做的只是把他的视觉构成和我们杂志想要的概念结合起来。比如说“时尚来自融合”一片，我们就选择在了敦煌，因为丝绸之路，那里是世界几大文明的融合地，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异域的视觉跟时尚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东西方艺术在文明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相遇和融合，大航海时代过后，这些融合更快、更频繁地反映在时尚上──“混搭”是时装设计师寻找灵感、更新设计的不二法门。那些具有东方元素的西式设计我就不必多举例子了，单看前段时间Fendi到长城作秀，你就会理解，时尚需要这种文化和视觉的碰撞所带来的意外。摄影师说，如果在敦煌拍摄，能不能让几个和尚挖出一个美女。我觉得这样的视觉构成正好反映了时尚的某种特点。
时晓凡：在摄影技术上，不同的主题肯定有它特有的构图,光影和照片的色调, 我尽量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找好各种参考, 让自己拍摄更有把握。我们有自己的团队, 而且我们有经验和资源把任何复杂的创意执行的很好。我的职业就是把创意落实到画面, 我在现场拍摄和坐在电脑前的时候我一直憧憬着照片最后的样子, 和各种出乎意料的效果, 这种感受一直支持着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让照片变得更完美。
彭扬：时尚就像是奇遇，在这次奇遇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马骥：我很喜欢你用“奇遇”这个词语。当时在沙漠里拍摄时，我们发现沙漠中有一只死去的羚羊。在这样一片荒芜人烟的地方，时间仿佛都停止了， 一只死羚羊就让我们感到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神秘感和戏剧性。
彭扬：这让我想到了你们的另一组片子“时尚制造梦幻”，让一辆现代豪华汽车开进了一个普通的七十年代中国家庭，让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相遇了。
马骥：这组广告我们想表达时尚是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一开始我们想用七十年代的军队高干家庭来当作背景，类似《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感觉。但是主编觉得不能典型地反映七十年代普通家庭的清贫与黯淡，他让我们参考《孔雀》里面的造型，就是工人什么的，，还提出了“梦想照进现实”的概念。我们借助这种时空的反差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历史曾经是一种时尚，我们创造的时尚也会成为历史。另外我觉得汽车作为“速度和死亡”的现代象征有一种凶猛的力量，汽车开进家庭有一种入侵的感觉。时尚对于普通人是有一种侵犯性。
彭扬：时尚跟宗教是怎么发生关系的？似乎在我眼中，时尚就是一种物质的宗教。
马骥：没错。因此我们模仿了名画《最后的晚餐》中的场景，但是造型十分诡异和邪恶，因为对于时尚的商品拜物教来说，享乐主义的主题确实有一种邪教气质，我觉得我们拍出了一个邪教版的《最后的晚餐》。之所以放一个性感女模在上面，除了视觉上的反差，也增强了这种邪恶气质。其实说“邪恶”这个词过于道德化了，无论是原始部落的活人祭祀，还是今日西方的性爱祭祀，宗教都和献祭仪式相关。即使就基督教这个最具视觉特征的宗教而言，它的饭前祷告是因为在它的宗教含义我们吃的都是基督的血肉，分餐制就来源于此。
彭扬：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文化名词“人体盛”，这是日本的一种传统饮食文化,因为不少日本男人认为处女具备内在的纯情与外在的洁净,能激发食客的食欲，在中国也有“食色性也”的说法。这组广告摄影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含义呢？
马骥：这种观点是鉴赏这个作品另一个重要的立场。在弗罗伊德的理论中，小孩吸吮拇指不但是食欲，而且是最原始的性意识。人的进化是一个由低等到高等的过程，但在某一个层面上，性欲和食欲是难以区分的一片混沌的海洋。性发展到极致就是一种恋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同样对“恋物”做了深刻的解释，只不过他把恋物和商品社会联系了起来，所谓“商品拜物教”。我们把商品当作食物，当作情欲的对象，甚至顶礼膜拜──时尚与宗教、食物与性欲，这些主题在这张片子里得到了几近完美的统一。
彭扬：“时尚创造平等”这张似乎反映了你们的现实立场？
马骥：这张片子在我们的图片中是最为严肃的，所以我们为此牺牲了视觉。什么形象的穷人最有“范儿”？是牧民，是边陲的少数民族，是扎花围巾的秋菊或者《我的父亲母亲》穿大棉裤袄的章子怡。而我们选取了一个造型平庸的农民形象，是希望能具有典型性，或者说，我们拍摄了贾璋柯版的农民工而非张艺谋的农民。包括场景的选择也是如此。今天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富分化，时尚对此当然不存在任何表达的禁忌。我们说时尚具有一种“不安份守己”的特点，西方的时尚史上，反战、环保、慈善这些主题都是时尚经常拿来的包装品。你可以说这是个噱头，但你要考虑它的现实意义，就像富人做慈善具有最大的社会效应和现实意义。而且时尚就是表面的包装吗？那么为什么往往一个好战狂最初只是军服的迷恋者呢？时尚和时代和社会问题不是一表一里的简单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彼此影响。至少我希望时尚圈里的人看到这张片子，会反思时尚阶层和贫富分化的问题。
彭扬：这次拍《时尚先生》的广告片，跟你以前的作品有什么突破吗？
时晓 凡：感谢时尚先生给我们很多拍摄上的自由度, 和相关资源的支持, 我想一个正常的广告制作流程拍摄这几张照片会是个相当可观的预算, 我们用到了13个可能是国内最好的男模特拍摄最后的晚餐, 可以去敦煌拍摄, 可以调动很好的服装资源, 和造型师, 化妆师,我们因此有了以前拍摄广告没有的自由度和资源支持? 最后照片用到了不少合成, 很多景也都是在电影棚搭建而成, 用的也是电影灯光, 我希望用电影的制作手段达到画面的叙事性和图片的质感。
马骥：这次拍摄是一次工业标准的操作，不必说于蕾作为监制对于进度和整体流程的把控，也不必说老胡作为制片对于道具和场地资源的支持。就是在艺术理解上，也得益于多人协作，而这，本应该成为国内拍大片的常态：即大家各司其职又集体创作。比如服装师杨一帆提出70年代那张的男模应该有一些女装的元素，来增加时髦感；比如化妆师提出最后的晚餐那张男模们都没有眉毛，女模的头饰利用糖果包装纸来呼应食物的主题。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主意。
彭扬：站在摄影师的立场上，你对于时尚，对于你的时尚摄影的特点有着怎样的理解？
时晓凡：时尚就是以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前卫艺术。
时晓Storytelling, 通过画面讲故事, 或者用可能的元素用光线画画──这是我对于摄影最大的期待。我喜欢照片富有戏剧性, 叙事性和真实的质感. 照片和文学作品、美术作品一样，每个观众都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作品做出自己的解读。但就这组照片而言，我试图给这些作品中注入一些超现实的色彩。
彭扬：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泰戈服饰为什么会对杂志的这次广告大片拍摄感兴趣？
泰戈服饰：我们很高兴能参与到这次杂志的广告拍摄中来。多年来，《时尚先生》杂志一直引领着中国男性的穿衣风格和生活品位，而这次对于时尚全新创意更是体现了它独特的时尚气质。
彭扬：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泰戈服侍的艺术理念是否是一种重合？
泰戈服饰：是这样的。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提升中国男装的高尚品质，从面料、款式，做工包括品牌形象，都力图服务于在中国经济腾飞中的都市白领。而《时尚先生》杂志凭借其风格的独特、品质的高尚、信息的实时与内容的实用，全面展现了成熟男性的理想、兴趣、好奇心与生活的热情。我们觉得这不只是几张片子的合作，是精神气质上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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